国内大循环强起来
国内大循环强起来
国内大循环强起来本刊记者 王红茹 宋杰 |北京、上海、浙江(zhèjiāng)等地报道
5月30日，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一片(yīpiàn)繁忙景象。一辆辆装载着义乌日用百货、服饰、光伏组件(zǔjiàn)等货物的集装箱卡车往来穿梭，有序排队(páiduì)等待卸车作业。
作为宁波(níngbō)舟山港海铁联运的首条班列，“义乌—宁波舟山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自2009年2月正式开通后，便源源不断地将“世界工厂”义乌的货物输送(shūsòng)至港口(gǎngkǒu)。
随着国内大循环战略加速落地，区(qū)域经济联动需求持续(chíxù)释放，宁波舟山港对港口腹地的(de)(de)带动也在扩围。过去，传统的港口腹地在300公里以内，服务区域只限于本省或周边邻近省份。海铁联运开通后，港口的腹地拓展到了西安、重庆等内陆地区(nèilùdìqū)和新疆阿拉山口口岸，这些地区的货物可以借助铁路直达港区。当前，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已辐射至全国16个省（区、市(shì)）的67个地级市。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xúnhuán)工作推进会(huì)，强调要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hé)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zhìyuǎn)，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全球供应链持续波动、外部(wàibù)需求不稳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14亿(yì)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通过做强国内大循环，不仅能够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bùquèdìngxìng)，更能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的发展(fāzhǎn)空间。
宁波舟山港海铁(tiě)联运作业
对冲国际循环的(de)不确定性
深圳市麦祺佳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莉依然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时公司面临(miànlín)的困难(kùnnán)。
“当时确实很焦虑。我们(wǒmen)原本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和客户到访等传统模式开展业务，但疫情让这些方式难以维系。为了(wèile)应对困境，我们不得不转型线上渠道。”王莉向本刊(běnkān)记者介绍，考虑到公司以出口(chūkǒu)业务为主，他们首先开通了阿里国际站(zhàn)；同时为拓展国内市场，也同步入驻阿里巴巴国内平台。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各国相继采取(cǎiqǔ)边境封锁、停工停产等措施(cuòshī)，我国外贸遭受重创(zhòngchuāng)。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11.4%。
在此背景下(xià)，2020年5月14日(r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géjú)”这一重大(zhòngdà)战略部署。
“当时，一是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二是美国(měiguó)技术封锁加剧，这(zhè)两个因素共同造成外需市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cǎifǎng)时分析。
面对外需市场的不确定性，5年来，中国通过激活内需(nèixū)潜力构建新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了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大国经济(jīngjì)独有优势。
“首先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de)消费市场，2020年网络零售规模达(dá)11.8万亿元，稳居全球首位，展现出强大的内需潜力。 其次是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撑。作为全球工业(gōngyè)体系最完整的国家，2020年我国已形成41个(gè)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完整产业格局，是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唯一拥有全部(quánbù)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些结构性优势表明，我国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谋划，已经为构建以国内(guónèi)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打下了(le)坚实基础。”赵忠秀说。
近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2025年4月(yuè)，美滥施关税对中国出口施加新的压力。这更加凸显中国加快(jiākuài)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zhànlüèyìyì)。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dà)循环工作推进会。在现在召开此次会议，无疑具有特别的(de)意义。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对本刊(běnkān)记者(jìzhě)分析，当前重点强调做强国内(guónèi)大循环，主要基于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quèdìngxìng)。通过强化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外部风险，是我们的战略选择。
“在坚持双循环相互促进的(de)同时，必须突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依靠其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为中国经济(jīngjì)保驾护航。”黄群慧说。
“四个方面”推动国内大循环质量跃升(yuèshēng)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明确提出(míngquètíchū)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四个(sìgè)方面的重点工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冯俏彬向本刊记者形象(xíngxiàng)比喻道：“这四个(sìgè)方面对于经济健康运行来说，每个都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一是资源要素(yàosù)的高效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市场壁垒，实现商品、服务、资本、人才(réncái)等(děng)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强调科技创新要突破实验室的局限，加速转化(zhuǎnhuà)为实际生产力和市场价值；同时产业升级要主动对接(duìjiē)新技术(jìshù)，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目标是构建(gòujiàn)自主可控、安全可靠(ānquánkěkào)的产业生态，确保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增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nénglì)。
四是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关键是要建立精准对接的市场机制，使供给端能够(nénggòu)及时响应需求变化，避免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bùzú)并存(bìngcún)的现象。
“这(zhè)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支撑体系。做好这些工作，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jiānshíjīchǔ)。”冯俏彬说。
黄群慧认为，国内大循环建设之所以重点聚焦这四个方面(fāngmiàn)，正是(zhèngshì)因为这些方面既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堵点，也是亟待突破的深层次难题。
从体制机制层面看，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是突出矛盾。“一些(yīxiē)地方为追求本地经济(jīngjì)增长，人为设置市场壁垒，导致商品、资本、人才等要素难以跨区域自由流动，严重(yánzhòng)制约了(le)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实现。”黄群慧说。
从创新驱动分析，原始技术创新不足构成重要瓶颈。“虽然(suīrán)市场需求(shìchǎngxūqiú)明确，但由于基础研究薄弱、转化(zhuǎnhuà)机制不畅等体制性问题，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仍然受限。”黄群慧说。
“这四个方面具有(jùyǒu)内在逻辑关联：统一大市场建设解决‘循环不(bù)畅’问题，科技产业融合破解‘创新不足’困境，产业链供应链完善保障(bǎozhàng)‘循环安全’，供需动态平衡实现‘循环质量’。其中，创新驱动是根本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制度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内(guónèi)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黄群慧(huángqúnhuì)如此理解。
赵忠秀从战略提升谈(tán)了这四个方面的重要性。
他认为，当下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标志着这一战略的深化升级，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框架下，着力(zhuólì)推动经济循环从(cóng)规模扩张向“好不好”的质量跃升(yuèshēng)。
“虽然同样是依托超大(dà)规模内需市场优势，但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具有新的时代内涵。我们不仅要扩大市场规模，更要通过(tōngguò)创新驱动提升供给质量，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这才(zhècái)是经济高质量发展(fāzhǎn)的本质要求。”赵忠秀表示。
针对国内(guónèi)大循环在现阶段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做强国内大循环，需要依靠供给侧的创新和需求侧的扩大形成“双驱动”。同时，要促进国内市场(shìchǎng)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以(yǐ)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qiānyǐn)国际循环。
武汉光谷数字(shùzì)经济产业园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参观者在观看脑机接口技术产品(chǎnpǐn)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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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创新破局，提升质量(zhìliàng)和能力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正将创新驱动(qūdòng)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dònglì)。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fāzhǎn)(R&D)经费投入为36130亿元(yìyuán)，同比增长(zēngzhǎng)8.3%。创新投入持续加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从实践层面看(kàn)，各地(gèdì)各部门正多措并举推动原始创新和创新策源地建设。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zhōng)明确提出“支持(zhīchí)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科教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等地积极(jījí)落实中央(zhōngyāng)政策，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汇聚、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比如，北京2025年(nián)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原创性引领(yǐnlǐng)性科技攻关，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央地协同创新体系，大力推进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děng)九大专项攻关行动”。
上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增强科技创新能力(chuàngxīnnénglì)，“围绕细胞(xìbāo)基因治疗、脑机接口、6G、量子计算(jìsuàn)、聚变能源等战略前沿领域，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带动性研究布局”。
此外，企业(qǐyè)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46.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gōngyè)高新技术企业达16.9万家，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以华为、比亚迪为代表的领军(lǐngjūn)企业，在5G通信、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带动相关(xiāngguān)产业升级。
“当前(dāngqián)科技创新(chuàngxīn)呈现3个新特征：一是从跟跑模仿向(xiàng)原创引领转变，二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创新升级，三是从技术开发向产业应用加速拓展。这些变化将显著提升有效技术供给质量和能力，为(wèi)中国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对(duì)本刊记者说。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国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jīngj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尽管如此，目前(mùqián)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wèntí)。
在穆荣平看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yào)重点把握三个关键：一是锚定(máodìng)科技创新主攻方向，持续加大前沿引领技术研发投入(tóurù)，不仅要着眼于突破(tūpò)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还要着眼于开辟未来技术研发新领域新赛道，持续增加有效技术供给；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dìwèi)，培育技术革命引领的未来产业(chǎny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有效技术需求；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jīzhì)改革，强化高水平技术供需双方的系统耦合，构建创新发展生态系统。
需求侧：挖(wā)消费潜力，促良性循环
从高标准农田建设(jiànshè)、重点领域节能(jiénéng)降碳改造(gǎizào)如火如荼(rúhuǒrútú)开展，到城市污水管网改造、沿江高铁等重大项目开工；从汽车、家电等消费品销售快速增长，到企业自动化、智能化(zhìnénghuà)改造升级提速……2024年我国大力实施“两重”和“两新”政策以来，激发了内需潜力，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míngxiǎn)。5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shèhuì)消费品零售总额37174亿元，同比增长(zēngzhǎng)(zēngzhǎng)5.1%，环比增长0.24%。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大幅增长，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和支撑作用明显。
在(zài)消费品(xiāofèipǐn)以旧换新加力扩围带动下，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bàngōngyòngpǐn)类、家具(jiājù)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8%、33.5%、26.9%和19.9%，均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大力提振消费，有利于有效应(xiàoyìng)对外部(duìwàibù)挑战、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jīngjì)向好，也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强发展活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但扩内需(nèixū)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不少，尤其是在促消费层面。
黄群慧深入剖析了扩大内需的内在(zài)逻辑：“在讨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guānxì)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就业和收入分配这两个关键传导变量。实际上，这是一个(yígè)完整的循环链条(liàntiáo)：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就业带来收入增长，而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又会引导新的投资方向。”
黄群慧特别强调，当前我国消费率较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消费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tūchū)短板。现阶段政策的重点聚焦提振消费，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这并非(bìngfēi)否定(fǒudìng)投资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的是(shì)‘有效投资’。这类投资具有双重(shuāngchóng)效应(xiàoyìng)：既能直接拉动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提升，又能为消费扩容升级创造基础条件，最终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黄群慧说。
冯俏彬认为当前制约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在于消费需求(xūqiú)不足。“居民消费意愿走低(zǒudī)，直接抑制了经济内生动能的释放。”
“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居民(jūmín)可支配收入。”冯俏彬建议，可推进三方面(fāngmiàn)改革：
首先，深化收入分配(fēnpèi)(fēnpèi)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再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chǔxù)需求。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xìtǒnggōngchéng)，需要通过(tōngguò)持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最终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zēngzhǎng)的良性循环。只有当老百姓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消费这驾‘马车’才能成为拉动内(nèi)循环的强劲引擎。”冯俏彬表示。
向“内需(nèixū)驱动+全球协同”主动转型
针对(zhēnduì)近期网络出现的(de)“国内大(dà)循环(xúnhuán)等于闭关锁国”论调，赵忠秀予以明确驳斥：“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曲解为‘关起门来搞建设’，这种二元对立的错误认识，既是对中央政策的误读，更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背离。”
赵忠秀分析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正在通过提升国内(guónèi)经济循环(xúnhuán)质量，实现与国际(guójì)市场的更高水平对接。“开放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新时代的必答题。就(jiù)像建造现代房屋，既(jì)要夯实地基（国内大循环），也要开门开窗（国际循环），这样才能在抵御外部风险的同时保持发展活力。”
对外开放40多年来，国际循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深度参与(cānyù)国际分工合作，实现了经济实力(shílì)的历史性跨越(kuàyuè)。
从对外贸易总额来看，外贸已成为我国(wǒguó)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tūpò)4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连续第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产业集群通过融入全球(quánqiú)价值链，培育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zhìzàoyè)企业。
从产业(chǎnyè)转型(zhuǎnxíng)升级看，国际循环促进(cùjìn)了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引进、消化吸收(xiāohuàxīshōu)、再创新，我国在高铁、核电、通信设备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dào)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就拿新能源汽车来说，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641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国产新能源车直接把中国汽车产业带上了国际舞台。
从企业层面看，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截至(jiézhì)2024年底，外商(wàishāng)累计(lěijì)在华(huá)投资设立的(de)企业超过123.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20.6万亿元人民币。在华的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的就业，1/7的税收、约1/3的进出口、1/2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既是国内(guónèi)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
同时，中国也在通过进博会、共建“一带一路”等开放平台，为世界经济(jīngjì)发展(fāzhǎn)作出重要贡献。
面对复杂多变的(de)(de)国际环境，我国主动调整发展策略，2020年即已提出“构建国内(guónèi)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又强调“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在赵忠秀看来，这是中国经济(jīngjì)从“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全球协同(xiétóng)”的主动转型，背后既有国际环境剧变的倒逼，也有国内发展阶段升级的内在(nèizài)要求。
如何以高水平(gāoshuǐpíng)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赵忠秀提出以下三点(sāndiǎn)建议：“一是构建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二是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开放合作，三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jīngjì)新体制。”
“这(zhè)三个方面相互支撑(zhīchēng)、有机统一：产业链安全是基础支撑，共建‘一带一路’是重要平台，制度型开放是制度保障。通过(tōngguò)系统推进这三个维度的工作，可以形成‘安全可控的产业链+高质量(gāozhìliàng)的开放合作+高水平的开放制度’的良性循环。”赵忠秀说。
本刊记者 王红茹 宋杰 |北京、上海、浙江(zhèjiāng)等地报道
5月30日，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一片(yīpiàn)繁忙景象。一辆辆装载着义乌日用百货、服饰、光伏组件(zǔjiàn)等货物的集装箱卡车往来穿梭，有序排队(páiduì)等待卸车作业。
作为宁波(níngbō)舟山港海铁联运的首条班列，“义乌—宁波舟山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自2009年2月正式开通后，便源源不断地将“世界工厂”义乌的货物输送(shūsòng)至港口(gǎngkǒu)。
随着国内大循环战略加速落地，区(qū)域经济联动需求持续(chíxù)释放，宁波舟山港对港口腹地的(de)(de)带动也在扩围。过去，传统的港口腹地在300公里以内，服务区域只限于本省或周边邻近省份。海铁联运开通后，港口的腹地拓展到了西安、重庆等内陆地区(nèilùdìqū)和新疆阿拉山口口岸，这些地区的货物可以借助铁路直达港区。当前，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已辐射至全国16个省（区、市(shì)）的67个地级市。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xúnhuán)工作推进会(huì)，强调要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hé)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zhìyuǎn)，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全球供应链持续波动、外部(wàibù)需求不稳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14亿(yì)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通过做强国内大循环，不仅能够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bùquèdìngxìng)，更能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的发展(fāzhǎn)空间。
宁波舟山港海铁(tiě)联运作业
对冲国际循环的(de)不确定性
深圳市麦祺佳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莉依然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时公司面临(miànlín)的困难(kùnnán)。
“当时确实很焦虑。我们(wǒmen)原本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和客户到访等传统模式开展业务，但疫情让这些方式难以维系。为了(wèile)应对困境，我们不得不转型线上渠道。”王莉向本刊(běnkān)记者介绍，考虑到公司以出口(chūkǒu)业务为主，他们首先开通了阿里国际站(zhàn)；同时为拓展国内市场，也同步入驻阿里巴巴国内平台。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各国相继采取(cǎiqǔ)边境封锁、停工停产等措施(cuòshī)，我国外贸遭受重创(zhòngchuāng)。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11.4%。
在此背景下(xià)，2020年5月14日(r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géjú)”这一重大(zhòngdà)战略部署。
“当时，一是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二是美国(měiguó)技术封锁加剧，这(zhè)两个因素共同造成外需市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cǎifǎng)时分析。
面对外需市场的不确定性，5年来，中国通过激活内需(nèixū)潜力构建新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了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大国经济(jīngjì)独有优势。
“首先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de)消费市场，2020年网络零售规模达(dá)11.8万亿元，稳居全球首位，展现出强大的内需潜力。 其次是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撑。作为全球工业(gōngyè)体系最完整的国家，2020年我国已形成41个(gè)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完整产业格局，是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唯一拥有全部(quánbù)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些结构性优势表明，我国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谋划，已经为构建以国内(guónèi)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打下了(le)坚实基础。”赵忠秀说。
近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2025年4月(yuè)，美滥施关税对中国出口施加新的压力。这更加凸显中国加快(jiākuài)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zhànlüèyìyì)。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dà)循环工作推进会。在现在召开此次会议，无疑具有特别的(de)意义。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对本刊(běnkān)记者(jìzhě)分析，当前重点强调做强国内(guónèi)大循环，主要基于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quèdìngxìng)。通过强化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外部风险，是我们的战略选择。
“在坚持双循环相互促进的(de)同时，必须突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依靠其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为中国经济(jīngjì)保驾护航。”黄群慧说。
“四个方面”推动国内大循环质量跃升(yuèshēng)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明确提出(míngquètíchū)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四个(sìgè)方面的重点工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冯俏彬向本刊记者形象(xíngxiàng)比喻道：“这四个(sìgè)方面对于经济健康运行来说，每个都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一是资源要素(yàosù)的高效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市场壁垒，实现商品、服务、资本、人才(réncái)等(děng)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强调科技创新要突破实验室的局限，加速转化(zhuǎnhuà)为实际生产力和市场价值；同时产业升级要主动对接(duìjiē)新技术(jìshù)，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目标是构建(gòujiàn)自主可控、安全可靠(ānquánkěkào)的产业生态，确保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增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nénglì)。
四是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关键是要建立精准对接的市场机制，使供给端能够(nénggòu)及时响应需求变化，避免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bùzú)并存(bìngcún)的现象。
“这(zhè)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支撑体系。做好这些工作，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jiānshíjīchǔ)。”冯俏彬说。
黄群慧认为，国内大循环建设之所以重点聚焦这四个方面(fāngmiàn)，正是(zhèngshì)因为这些方面既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堵点，也是亟待突破的深层次难题。
从体制机制层面看，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是突出矛盾。“一些(yīxiē)地方为追求本地经济(jīngjì)增长，人为设置市场壁垒，导致商品、资本、人才等要素难以跨区域自由流动，严重(yánzhòng)制约了(le)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实现。”黄群慧说。
从创新驱动分析，原始技术创新不足构成重要瓶颈。“虽然(suīrán)市场需求(shìchǎngxūqiú)明确，但由于基础研究薄弱、转化(zhuǎnhuà)机制不畅等体制性问题，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仍然受限。”黄群慧说。
“这四个方面具有(jùyǒu)内在逻辑关联：统一大市场建设解决‘循环不(bù)畅’问题，科技产业融合破解‘创新不足’困境，产业链供应链完善保障(bǎozhàng)‘循环安全’，供需动态平衡实现‘循环质量’。其中，创新驱动是根本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制度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内(guónèi)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黄群慧(huángqúnhuì)如此理解。
赵忠秀从战略提升谈(tán)了这四个方面的重要性。
他认为，当下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标志着这一战略的深化升级，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框架下，着力(zhuólì)推动经济循环从(cóng)规模扩张向“好不好”的质量跃升(yuèshēng)。
“虽然同样是依托超大(dà)规模内需市场优势，但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具有新的时代内涵。我们不仅要扩大市场规模，更要通过(tōngguò)创新驱动提升供给质量，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这才(zhècái)是经济高质量发展(fāzhǎn)的本质要求。”赵忠秀表示。
针对国内(guónèi)大循环在现阶段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做强国内大循环，需要依靠供给侧的创新和需求侧的扩大形成“双驱动”。同时，要促进国内市场(shìchǎng)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以(yǐ)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qiānyǐn)国际循环。
武汉光谷数字(shùzì)经济产业园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参观者在观看脑机接口技术产品(chǎnpǐn)展示
比亚迪(dí)新能源汽车科普馆迪空间
供给侧：创新破局，提升质量(zhìliàng)和能力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正将创新驱动(qūdòng)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dònglì)。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fāzhǎn)(R&D)经费投入为36130亿元(yìyuán)，同比增长(zēngzhǎng)8.3%。创新投入持续加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从实践层面看(kàn)，各地(gèdì)各部门正多措并举推动原始创新和创新策源地建设。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zhōng)明确提出“支持(zhīchí)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科教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等地积极(jījí)落实中央(zhōngyāng)政策，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汇聚、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比如，北京2025年(nián)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原创性引领(yǐnlǐng)性科技攻关，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央地协同创新体系，大力推进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děng)九大专项攻关行动”。
上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增强科技创新能力(chuàngxīnnénglì)，“围绕细胞(xìbāo)基因治疗、脑机接口、6G、量子计算(jìsuàn)、聚变能源等战略前沿领域，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带动性研究布局”。
此外，企业(qǐyè)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46.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gōngyè)高新技术企业达16.9万家，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以华为、比亚迪为代表的领军(lǐngjūn)企业，在5G通信、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带动相关(xiāngguān)产业升级。
“当前(dāngqián)科技创新(chuàngxīn)呈现3个新特征：一是从跟跑模仿向(xiàng)原创引领转变，二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创新升级，三是从技术开发向产业应用加速拓展。这些变化将显著提升有效技术供给质量和能力，为(wèi)中国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对(duì)本刊记者说。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国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jīngj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尽管如此，目前(mùqián)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wèntí)。
在穆荣平看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yào)重点把握三个关键：一是锚定(máodìng)科技创新主攻方向，持续加大前沿引领技术研发投入(tóurù)，不仅要着眼于突破(tūpò)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还要着眼于开辟未来技术研发新领域新赛道，持续增加有效技术供给；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dìwèi)，培育技术革命引领的未来产业(chǎny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有效技术需求；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jīzhì)改革，强化高水平技术供需双方的系统耦合，构建创新发展生态系统。
需求侧：挖(wā)消费潜力，促良性循环
从高标准农田建设(jiànshè)、重点领域节能(jiénéng)降碳改造(gǎizào)如火如荼(rúhuǒrútú)开展，到城市污水管网改造、沿江高铁等重大项目开工；从汽车、家电等消费品销售快速增长，到企业自动化、智能化(zhìnénghuà)改造升级提速……2024年我国大力实施“两重”和“两新”政策以来，激发了内需潜力，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míngxiǎn)。5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shèhuì)消费品零售总额37174亿元，同比增长(zēngzhǎng)(zēngzhǎng)5.1%，环比增长0.24%。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大幅增长，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和支撑作用明显。
在(zài)消费品(xiāofèipǐn)以旧换新加力扩围带动下，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bàngōngyòngpǐn)类、家具(jiājù)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8%、33.5%、26.9%和19.9%，均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大力提振消费，有利于有效应(xiàoyìng)对外部(duìwàibù)挑战、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jīngjì)向好，也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强发展活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但扩内需(nèixū)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不少，尤其是在促消费层面。
黄群慧深入剖析了扩大内需的内在(zài)逻辑：“在讨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guānxì)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就业和收入分配这两个关键传导变量。实际上，这是一个(yígè)完整的循环链条(liàntiáo)：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就业带来收入增长，而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又会引导新的投资方向。”
黄群慧特别强调，当前我国消费率较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消费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tūchū)短板。现阶段政策的重点聚焦提振消费，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这并非(bìngfēi)否定(fǒudìng)投资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的是(shì)‘有效投资’。这类投资具有双重(shuāngchóng)效应(xiàoyìng)：既能直接拉动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提升，又能为消费扩容升级创造基础条件，最终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黄群慧说。
冯俏彬认为当前制约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在于消费需求(xūqiú)不足。“居民消费意愿走低(zǒudī)，直接抑制了经济内生动能的释放。”
“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居民(jūmín)可支配收入。”冯俏彬建议，可推进三方面(fāngmiàn)改革：
首先，深化收入分配(fēnpèi)(fēnpèi)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再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chǔxù)需求。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xìtǒnggōngchéng)，需要通过(tōngguò)持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最终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zēngzhǎng)的良性循环。只有当老百姓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消费这驾‘马车’才能成为拉动内(nèi)循环的强劲引擎。”冯俏彬表示。
向“内需(nèixū)驱动+全球协同”主动转型
针对(zhēnduì)近期网络出现的(de)“国内大(dà)循环(xúnhuán)等于闭关锁国”论调，赵忠秀予以明确驳斥：“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曲解为‘关起门来搞建设’，这种二元对立的错误认识，既是对中央政策的误读，更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背离。”
赵忠秀分析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正在通过提升国内(guónèi)经济循环(xúnhuán)质量，实现与国际(guójì)市场的更高水平对接。“开放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新时代的必答题。就(jiù)像建造现代房屋，既(jì)要夯实地基（国内大循环），也要开门开窗（国际循环），这样才能在抵御外部风险的同时保持发展活力。”
对外开放40多年来，国际循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深度参与(cānyù)国际分工合作，实现了经济实力(shílì)的历史性跨越(kuàyuè)。
从对外贸易总额来看，外贸已成为我国(wǒguó)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tūpò)4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连续第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产业集群通过融入全球(quánqiú)价值链，培育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zhìzàoyè)企业。
从产业(chǎnyè)转型(zhuǎnxíng)升级看，国际循环促进(cùjìn)了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引进、消化吸收(xiāohuàxīshōu)、再创新，我国在高铁、核电、通信设备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dào)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就拿新能源汽车来说，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641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国产新能源车直接把中国汽车产业带上了国际舞台。
从企业层面看，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截至(jiézhì)2024年底，外商(wàishāng)累计(lěijì)在华(huá)投资设立的(de)企业超过123.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20.6万亿元人民币。在华的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的就业，1/7的税收、约1/3的进出口、1/2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既是国内(guónèi)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
同时，中国也在通过进博会、共建“一带一路”等开放平台，为世界经济(jīngjì)发展(fāzhǎn)作出重要贡献。
面对复杂多变的(de)(de)国际环境，我国主动调整发展策略，2020年即已提出“构建国内(guónèi)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又强调“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在赵忠秀看来，这是中国经济(jīngjì)从“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全球协同(xiétóng)”的主动转型，背后既有国际环境剧变的倒逼，也有国内发展阶段升级的内在(nèizài)要求。
如何以高水平(gāoshuǐpíng)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赵忠秀提出以下三点(sāndiǎn)建议：“一是构建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二是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开放合作，三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jīngjì)新体制。”
“这(zhè)三个方面相互支撑(zhīchēng)、有机统一：产业链安全是基础支撑，共建‘一带一路’是重要平台，制度型开放是制度保障。通过(tōngguò)系统推进这三个维度的工作，可以形成‘安全可控的产业链+高质量(gāozhìliàng)的开放合作+高水平的开放制度’的良性循环。”赵忠秀说。
5月30日，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一片(yīpiàn)繁忙景象。一辆辆装载着义乌日用百货、服饰、光伏组件(zǔjiàn)等货物的集装箱卡车往来穿梭，有序排队(páiduì)等待卸车作业。
作为宁波(níngbō)舟山港海铁联运的首条班列，“义乌—宁波舟山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自2009年2月正式开通后，便源源不断地将“世界工厂”义乌的货物输送(shūsòng)至港口(gǎngkǒu)。
随着国内大循环战略加速落地，区(qū)域经济联动需求持续(chíxù)释放，宁波舟山港对港口腹地的(de)(de)带动也在扩围。过去，传统的港口腹地在300公里以内，服务区域只限于本省或周边邻近省份。海铁联运开通后，港口的腹地拓展到了西安、重庆等内陆地区(nèilùdìqū)和新疆阿拉山口口岸，这些地区的货物可以借助铁路直达港区。当前，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已辐射至全国16个省（区、市(shì)）的67个地级市。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xúnhuán)工作推进会(huì)，强调要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hé)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zhìyuǎn)，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全球供应链持续波动、外部(wàibù)需求不稳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14亿(yì)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通过做强国内大循环，不仅能够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bùquèdìngxìng)，更能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的发展(fāzhǎn)空间。
宁波舟山港海铁(tiě)联运作业
对冲国际循环的(de)不确定性
深圳市麦祺佳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莉依然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时公司面临(miànlín)的困难(kùnnán)。
“当时确实很焦虑。我们(wǒmen)原本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和客户到访等传统模式开展业务，但疫情让这些方式难以维系。为了(wèile)应对困境，我们不得不转型线上渠道。”王莉向本刊(běnkān)记者介绍，考虑到公司以出口(chūkǒu)业务为主，他们首先开通了阿里国际站(zhàn)；同时为拓展国内市场，也同步入驻阿里巴巴国内平台。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各国相继采取(cǎiqǔ)边境封锁、停工停产等措施(cuòshī)，我国外贸遭受重创(zhòngchuāng)。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11.4%。
在此背景下(xià)，2020年5月14日(r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géjú)”这一重大(zhòngdà)战略部署。
“当时，一是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二是美国(měiguó)技术封锁加剧，这(zhè)两个因素共同造成外需市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cǎifǎng)时分析。
面对外需市场的不确定性，5年来，中国通过激活内需(nèixū)潜力构建新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了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大国经济(jīngjì)独有优势。
“首先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de)消费市场，2020年网络零售规模达(dá)11.8万亿元，稳居全球首位，展现出强大的内需潜力。 其次是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撑。作为全球工业(gōngyè)体系最完整的国家，2020年我国已形成41个(gè)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完整产业格局，是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唯一拥有全部(quánbù)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些结构性优势表明，我国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谋划，已经为构建以国内(guónèi)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打下了(le)坚实基础。”赵忠秀说。
近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2025年4月(yuè)，美滥施关税对中国出口施加新的压力。这更加凸显中国加快(jiākuài)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zhànlüèyìyì)。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dà)循环工作推进会。在现在召开此次会议，无疑具有特别的(de)意义。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对本刊(běnkān)记者(jìzhě)分析，当前重点强调做强国内(guónèi)大循环，主要基于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quèdìngxìng)。通过强化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外部风险，是我们的战略选择。
“在坚持双循环相互促进的(de)同时，必须突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依靠其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为中国经济(jīngjì)保驾护航。”黄群慧说。
“四个方面”推动国内大循环质量跃升(yuèshēng)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明确提出(míngquètíchū)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四个(sìgè)方面的重点工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冯俏彬向本刊记者形象(xíngxiàng)比喻道：“这四个(sìgè)方面对于经济健康运行来说，每个都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一是资源要素(yàosù)的高效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市场壁垒，实现商品、服务、资本、人才(réncái)等(děng)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强调科技创新要突破实验室的局限，加速转化(zhuǎnhuà)为实际生产力和市场价值；同时产业升级要主动对接(duìjiē)新技术(jìshù)，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目标是构建(gòujiàn)自主可控、安全可靠(ānquánkěkào)的产业生态，确保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增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nénglì)。
四是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关键是要建立精准对接的市场机制，使供给端能够(nénggòu)及时响应需求变化，避免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bùzú)并存(bìngcún)的现象。
“这(zhè)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支撑体系。做好这些工作，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jiānshíjīchǔ)。”冯俏彬说。
黄群慧认为，国内大循环建设之所以重点聚焦这四个方面(fāngmiàn)，正是(zhèngshì)因为这些方面既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堵点，也是亟待突破的深层次难题。
从体制机制层面看，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是突出矛盾。“一些(yīxiē)地方为追求本地经济(jīngjì)增长，人为设置市场壁垒，导致商品、资本、人才等要素难以跨区域自由流动，严重(yánzhòng)制约了(le)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实现。”黄群慧说。
从创新驱动分析，原始技术创新不足构成重要瓶颈。“虽然(suīrán)市场需求(shìchǎngxūqiú)明确，但由于基础研究薄弱、转化(zhuǎnhuà)机制不畅等体制性问题，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仍然受限。”黄群慧说。
“这四个方面具有(jùyǒu)内在逻辑关联：统一大市场建设解决‘循环不(bù)畅’问题，科技产业融合破解‘创新不足’困境，产业链供应链完善保障(bǎozhàng)‘循环安全’，供需动态平衡实现‘循环质量’。其中，创新驱动是根本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制度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内(guónèi)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黄群慧(huángqúnhuì)如此理解。
赵忠秀从战略提升谈(tán)了这四个方面的重要性。
他认为，当下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标志着这一战略的深化升级，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框架下，着力(zhuólì)推动经济循环从(cóng)规模扩张向“好不好”的质量跃升(yuèshēng)。
“虽然同样是依托超大(dà)规模内需市场优势，但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具有新的时代内涵。我们不仅要扩大市场规模，更要通过(tōngguò)创新驱动提升供给质量，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这才(zhècái)是经济高质量发展(fāzhǎn)的本质要求。”赵忠秀表示。
针对国内(guónèi)大循环在现阶段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做强国内大循环，需要依靠供给侧的创新和需求侧的扩大形成“双驱动”。同时，要促进国内市场(shìchǎng)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以(yǐ)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qiānyǐn)国际循环。
武汉光谷数字(shùzì)经济产业园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参观者在观看脑机接口技术产品(chǎnpǐn)展示
比亚迪(dí)新能源汽车科普馆迪空间
供给侧：创新破局，提升质量(zhìliàng)和能力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正将创新驱动(qūdòng)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dònglì)。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fāzhǎn)(R&D)经费投入为36130亿元(yìyuán)，同比增长(zēngzhǎng)8.3%。创新投入持续加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从实践层面看(kàn)，各地(gèdì)各部门正多措并举推动原始创新和创新策源地建设。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zhōng)明确提出“支持(zhīchí)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科教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等地积极(jījí)落实中央(zhōngyāng)政策，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汇聚、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比如，北京2025年(nián)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原创性引领(yǐnlǐng)性科技攻关，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央地协同创新体系，大力推进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děng)九大专项攻关行动”。
上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增强科技创新能力(chuàngxīnnénglì)，“围绕细胞(xìbāo)基因治疗、脑机接口、6G、量子计算(jìsuàn)、聚变能源等战略前沿领域，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带动性研究布局”。
此外，企业(qǐyè)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46.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gōngyè)高新技术企业达16.9万家，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以华为、比亚迪为代表的领军(lǐngjūn)企业，在5G通信、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带动相关(xiāngguān)产业升级。
“当前(dāngqián)科技创新(chuàngxīn)呈现3个新特征：一是从跟跑模仿向(xiàng)原创引领转变，二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创新升级，三是从技术开发向产业应用加速拓展。这些变化将显著提升有效技术供给质量和能力，为(wèi)中国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对(duì)本刊记者说。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国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jīngj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尽管如此，目前(mùqián)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wèntí)。
在穆荣平看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yào)重点把握三个关键：一是锚定(máodìng)科技创新主攻方向，持续加大前沿引领技术研发投入(tóurù)，不仅要着眼于突破(tūpò)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还要着眼于开辟未来技术研发新领域新赛道，持续增加有效技术供给；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dìwèi)，培育技术革命引领的未来产业(chǎny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有效技术需求；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jīzhì)改革，强化高水平技术供需双方的系统耦合，构建创新发展生态系统。
需求侧：挖(wā)消费潜力，促良性循环
从高标准农田建设(jiànshè)、重点领域节能(jiénéng)降碳改造(gǎizào)如火如荼(rúhuǒrútú)开展，到城市污水管网改造、沿江高铁等重大项目开工；从汽车、家电等消费品销售快速增长，到企业自动化、智能化(zhìnénghuà)改造升级提速……2024年我国大力实施“两重”和“两新”政策以来，激发了内需潜力，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míngxiǎn)。5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shèhuì)消费品零售总额37174亿元，同比增长(zēngzhǎng)(zēngzhǎng)5.1%，环比增长0.24%。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大幅增长，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和支撑作用明显。
在(zài)消费品(xiāofèipǐn)以旧换新加力扩围带动下，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bàngōngyòngpǐn)类、家具(jiājù)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8%、33.5%、26.9%和19.9%，均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大力提振消费，有利于有效应(xiàoyìng)对外部(duìwàibù)挑战、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jīngjì)向好，也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强发展活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但扩内需(nèixū)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不少，尤其是在促消费层面。
黄群慧深入剖析了扩大内需的内在(zài)逻辑：“在讨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guānxì)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就业和收入分配这两个关键传导变量。实际上，这是一个(yígè)完整的循环链条(liàntiáo)：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就业带来收入增长，而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又会引导新的投资方向。”
黄群慧特别强调，当前我国消费率较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消费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tūchū)短板。现阶段政策的重点聚焦提振消费，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这并非(bìngfēi)否定(fǒudìng)投资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的是(shì)‘有效投资’。这类投资具有双重(shuāngchóng)效应(xiàoyìng)：既能直接拉动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提升，又能为消费扩容升级创造基础条件，最终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黄群慧说。
冯俏彬认为当前制约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在于消费需求(xūqiú)不足。“居民消费意愿走低(zǒudī)，直接抑制了经济内生动能的释放。”
“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居民(jūmín)可支配收入。”冯俏彬建议，可推进三方面(fāngmiàn)改革：
首先，深化收入分配(fēnpèi)(fēnpèi)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再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chǔxù)需求。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xìtǒnggōngchéng)，需要通过(tōngguò)持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最终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zēngzhǎng)的良性循环。只有当老百姓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消费这驾‘马车’才能成为拉动内(nèi)循环的强劲引擎。”冯俏彬表示。
向“内需(nèixū)驱动+全球协同”主动转型
针对(zhēnduì)近期网络出现的(de)“国内大(dà)循环(xúnhuán)等于闭关锁国”论调，赵忠秀予以明确驳斥：“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曲解为‘关起门来搞建设’，这种二元对立的错误认识，既是对中央政策的误读，更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背离。”
赵忠秀分析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正在通过提升国内(guónèi)经济循环(xúnhuán)质量，实现与国际(guójì)市场的更高水平对接。“开放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新时代的必答题。就(jiù)像建造现代房屋，既(jì)要夯实地基（国内大循环），也要开门开窗（国际循环），这样才能在抵御外部风险的同时保持发展活力。”
对外开放40多年来，国际循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深度参与(cānyù)国际分工合作，实现了经济实力(shílì)的历史性跨越(kuàyuè)。
从对外贸易总额来看，外贸已成为我国(wǒguó)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tūpò)4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连续第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产业集群通过融入全球(quánqiú)价值链，培育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zhìzàoyè)企业。
从产业(chǎnyè)转型(zhuǎnxíng)升级看，国际循环促进(cùjìn)了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引进、消化吸收(xiāohuàxīshōu)、再创新，我国在高铁、核电、通信设备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dào)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就拿新能源汽车来说，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641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国产新能源车直接把中国汽车产业带上了国际舞台。
从企业层面看，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截至(jiézhì)2024年底，外商(wàishāng)累计(lěijì)在华(huá)投资设立的(de)企业超过123.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20.6万亿元人民币。在华的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的就业，1/7的税收、约1/3的进出口、1/2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既是国内(guónèi)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
同时，中国也在通过进博会、共建“一带一路”等开放平台，为世界经济(jīngjì)发展(fāzhǎn)作出重要贡献。
面对复杂多变的(de)(de)国际环境，我国主动调整发展策略，2020年即已提出“构建国内(guónèi)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又强调“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在赵忠秀看来，这是中国经济(jīngjì)从“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全球协同(xiétóng)”的主动转型，背后既有国际环境剧变的倒逼，也有国内发展阶段升级的内在(nèizài)要求。
如何以高水平(gāoshuǐpíng)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赵忠秀提出以下三点(sāndiǎn)建议：“一是构建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二是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开放合作，三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jīngjì)新体制。”
“这(zhè)三个方面相互支撑(zhīchēng)、有机统一：产业链安全是基础支撑，共建‘一带一路’是重要平台，制度型开放是制度保障。通过(tōngguò)系统推进这三个维度的工作，可以形成‘安全可控的产业链+高质量(gāozhìliàng)的开放合作+高水平的开放制度’的良性循环。”赵忠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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