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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shènglì)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kàngzhàn)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xījì)带领读者(dúzhě)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本文介绍(jièshào)《各(gè)县巡视工作报告》一书，一方面展现抗战初期阎锡山与中共(zhōnggòng)合作抗日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部分还原当时山西各地方政权的工作实态。 《各县巡视(xúnshì)工作报告》一书由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编印，出版(chūbǎn)时间(shíjiān)不详，不过根据内容大致可推断这(zhè)本书出版于1939年。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简称战动总会、战委会、动委会等。 随着(zhe)华北局势的(de)不断紧张，阎锡山逐渐认识到和中共合作的必要性，他曾指出：“我们是立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个鸡蛋也不能踩(cǎi)破。”正因为阎锡山政权(zhèngquán)处于国民党(guómíndǎng)、共产党、日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中，故其因应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身的政治策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阎锡山政权的生存空间大幅度(dàfúdù)受到压缩，毛泽东即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军政人物“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wēijī)”。于是(yúshì)，在牺盟会(huì)、新军之后，又一个阎锡山与中共合作的产物——战动总会于1937年成立了。1939年，因阎共关系紧张，战动总会宣告结束。 战动总会(zǒnghuì)的(de)成员由各(gè)省政府代表(dàibiǎo)、各战地军队代表、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其中，续范亭（因其身份相对较中立，故(gù)为双方共同接受）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方面，则有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程子华等人任战动总会委员。刘少奇认为，战动总会类似救国会(jiùguóhuì)，“是战争动员机关(jīguān)，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具体而言，战动总会的任务如下： 运送和(hé)招待伤病人员。 组织战地的侦察敌情(díqíng)、封锁消息、战地准备。 由此可见，战动总会的(de)主要任务在于武装斗争(wǔzhuāngdòuzhēng)与发动群众方面，而本文介绍的这(zhè)本书亦是以巡视各县的地方武装等工作为主。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其中对地方武装的巡视报告(bàogào)来一窥抗战初期山西的动员实态。 这次巡视工作的范围包括(bāokuò)保德、河曲、偏关(piānguān)、神池、宁武、崞县、朔县、五寨等晋西北八县。在一开头，该书即称“本集内载着地方驻军情况以及我们工作同志(tóngzhì)的姓名，为了(wèile)对工作情况更明确的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阅读本集的同志务希特别保守秘密”。此外，该书为油印(yóuyìn)出版，行文(xíngwén)多有不通顺之处，同时夹杂部分(bùfèn)山西方言，其中部分历史人物的人名与今天一般通行的人名有出入，不过这些基本上不影响阅读，反而体现出这份史料区别于一般铅印并规范出版而传播(chuánbō)更广的史料，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作者巡视完八县的(de)自卫队(zìwèiduì)编组、工作情况后，认为八县中(zhōng)五寨(wǔzhài)工作最好，朔县、保德(bǎodé)次之，以河曲最坏。具体而言，五寨县自卫队合计有3379名自卫队员，稍为次之的朔县自卫队大约有6998人，保德县自卫队合计有3632人，其(qí)人数占(zhàn)全县壮丁的三分之二。至于最差的河曲县自卫队，其工作现在则还没有开始，只有(zhǐyǒu)了一个计划而已。不过，仅仅从自卫队的人数来看，并不足以反映各县办理地方武装的好坏，有必要分析各县自卫队的具体工作情况、环境与巡视者本身的个人思想。 就每个县地方武装的领导者来看，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该书在总结中指出，各县武装部长(bùzhǎng)关系自卫队工作(gōngzuò)很大，如河曲、偏关武装部长未确定，自卫队工作故而(ér)没有开展。回到上述(shàngshù)那四个县，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曾在马占山部工作，而其副部长魏怀礼，则为(wèi)“八路军代表(dàibiǎo)”。值得一提的是，魏怀礼同时任中共五寨县委书记（后为中共七大候补(hòubǔ)代表，建国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shěngwěi)常委、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稍为次之的朔县，其战动会武装部部长侯(hóu)绍贵（一名侯建华）亦(yì)为八路军所派出，同时任中共朔县委书记（建国后任湖南、四川两省的地质局副局长、省委委员等职）。 保德县该书未指出具体的(de)领导(lǐngdǎo)干部，至于河曲县(héqūxiàn)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则是(shì)由当地阎锡山所属部队担任，常常随之更换，同时武装部内又没有干事负责自卫队的工作。更重要(yào)的是，从前该县征兵是采取硬拉硬派的方式，但却以组织自卫队相号召。到真正要来组织自卫队时，老百姓自然认为还是欺骗他们去当正规军。由此可见，仅就这四县而言，由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确乎要比其他势力领导的地方武装成绩(chéngjì)要好。 除了该书认为开展较好的五寨县、朔县(shuòxiàn)以外，宁武县与神池县的战动会武装部部长皆(jiē)为八路军一二〇师派出的干部。宁武县的地方武装才刚刚开始组建，自然无法比较(bǐjiào)，而神池县的地方武装表面上来看亦开展较好，但是该书指出，该县(gāixiàn)自卫队的十七名中队长（每主村(měizhǔcūn)一个，当时山西有单独一个村庄(cūnzhuāng)(cūnzhuāng)组成一个行政村的，也有数个村庄组成一个行政村的，其中主要的村庄为主村，附属的村庄为附村）中，农民很少，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小学(xiǎoxué)教员。该书认为他们工作(gōngzuò)热情不够，自己(zìjǐ)不参加自卫队的训练工作，只是检查小队长的训练工作。故而对这些人应该要建立很好的巡视检查制度，在检查工作的过程中，对于不堪造就的干部应不客气地加以淘汰。 神池县的(de)这一缺点未必不是(shì)事实，不过这里对成分的强调与对知识分子相对的不够信任，同时并反映出了这份报告撰写者自身的中共背景。该书撰写者的这一背景，是否会使之在评述各县地方(dìfāng)武装(wǔzhuāng)工作时偏袒由八路军领导的一方呢？如上所述，开展(kāizhǎn)工作最好(hǎo)的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并非(bìngfēi)八路军，而另外由八路军领导的宁武县与神池县也并非工作开展较好的县份，故而这一可能性较小。值得一提的是，战动总会作为中共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组织，事实上“同党(dǎng)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党的机关隐蔽在战动总会和各级动委会之内，许多县、区党的书记就是县、区动委会主任或组织部长。”前述魏怀礼、侯绍贵二人(èrrén)即可(jíkě)作为这一说法很好的注脚。 组织机构方面，每个(gè)县自卫队各有一定差异。保德县自卫队的小队长由队员(duìyuán)(duìyuán)中选举，大部分是(shì)农民，退伍军人占少数。各区战动会武装部长则差不多都是兼职工作(gōngzuò)，影响工作的开展。神池县自卫队则分成青年队（16-25岁(suì)）、壮丁队（25-35岁）、担架队（35-45岁）。其中，每村有二十副担架，锄奸工作方面，主村有锄奸队员10-15人，附村有锄奸队员3人。朔县自卫队分为4个支队（区）、18个大队(dàduì)（新主村）、49个中队(zhōngduì)（旧主村），其所有干部(gànbù)中，脱产干部共计139个，可见(kějiàn)队伍的庞大。五寨县自卫队则分为3个大队（区）、17个中队（主村）、55个小队、257个分队，担架队则有1570名队员，417付担架。此外，该书认为各县基本都没有把会议、报告(bàogào)、巡视等制度很好的建立起来。 偏关抗日(kàngrì)游击根据地略图 工作与训练方面(fāngmiàn)，保德县自卫队的(de)放哨制度瓦解，其日常(rìcháng)训练中，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训练不能(bùnéng)联系(liánxì)起来，而太偏重军事方面。偏关县自卫队，则由县战动会武装部(wǔzhuāngbù)干事下乡整理自卫队的组织，同时(shí)训练自卫队，但是因为是流动性的（每村住一天），事实上起的作用并不大。全县每个角落都有自卫队的空架子，但只有两个村子进行过训练的工作。并同样重视了军事，忽视了政治。神池县自卫队每星期训练一次，为时一天，然而该书认为时间太长，而以二、三小时为宜。 朔县(xiàn)自卫队以村为单位进行训练(xùnliàn)，每三天(sāntiān)一(yī)次，每次一小时(xiǎoshí)，早为军事，晚为政治。中队（旧主村）十天集训一次，大队（新主村）半个月检阅一次。每个月县战动会武装部工作员(yuán)下乡一次。工作方面，比较突出的是，经过自卫队干部的政治说服，他们曾用四天的工夫便使150名逃兵归回原队，1939年8月初则运送(yùnsòng)伤兵166名。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干事每月下乡视察工作，训练是以小队为单位，五天一次，每次两小时，军事、政治各半，每星期中队（主村）集训一次。崞县自卫队，则在训练方面缺少(quēshǎo)军事教材。 五寨县自卫队(zìwèiduì)武器清单 经费与武器(wǔqì)方面，神池县自卫队，县政府以未接到命令为由，未发给自卫队干事津贴。宁武县自卫队在制造(zhìzào)武器方面，由战动会(zhàndònghuì)负责搜集烂铁，工钱则由区公所(qūgōngsuǒ)负责。五寨县自卫队，则由村战动会、村公所(cūngōngsuǒ)负责制造梭镖，村战动会负责向富户筹措武器制造经费，自卫队的其他经费则由县政府负责。崞县自卫队的武器制造经费由区公所担负。由此可见，就这(zhè)几个县份而言，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尚属融洽并密切(mìqiè)，不过，战动会工作的开展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密切程度各地之间仍然有(yǒu)一定的差异，由此自然进一步影响到了各地地方武装的组建。 《民族革命战争(gémìngzhànzhēng)战地(zhàndì)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指出：“举凡在战地动员委员会管辖之下(zhīxià)的各县区村一切战时动员工作，统由各级动员委员会负责实现，各级政府应积极协助，不得阻抗或(huò)破坏。”“凡一切与战地动员工作有关之事件，各县政府、区公所、村公所应服从战地动员委员会之规定。”就此而言，各级政府理应(lǐyīng)支持战动会的工作，但是在现实中多少会出现一些(yīxiē)插曲。 据薄一波(báoyībō)回忆，“到1938年初，山西全省的(de)(de)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xiànzhǎng)由牺盟(xīméng)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仅就上述几个县来说，崞县的县长本由阎锡山派出，后为动委会、牺盟会发动群众运动所赶走，并替换上了中共一方的县长。此外，宁武县、五寨县其时的县长则(zé)并非共产党员，而忠于阎锡山政权，但是战动(zhàndòng)会(zhàndònghuì)与这两个县的地方政府关系仍属融洽。这一方面离不开中共对县长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即便阎锡山派出的县长不与战动会合作，战动会也可通过掌握基层的区、村政权进而将其架空。这两个县份尚且(shàngqiě)如此，遑论其他。故而，战动会在地方上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存在——程子华甚至指出，战动总会作为(zuòwéi)半(bàn)政权性质的机构，“实际上代替了政权工作”。 《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dòngyuán)委员会工作纲领》亦规定各地驻军不得妨碍战动会的工作——“战区各部队(bùduì)得在总计划之下(zhīxià)向各级战委会提出要求，但不得干涉动员事务。”“战地各军(gèjūn)应(yīng)给各级动员委员会以各种必要之帮助(bāngzhù)。”“战地各军队如对(rúduì)各级战委会的工作有意见时，应通知各该地的上级动员委员会或呈报司令长官行营改变或纠正之，不得擅自干涉。”但是，与前述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相比，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只会出现更多的偏差。 1939年(nián)12月(yuè)晋西事变以前，晋西北各县的(de)(de)政权多数在阎锡山手中，并且亦有相当数量的驻军，如五寨、宁武、保德、偏关一带即(jí)驻有何柱国的部队，在数量上则大大超过八路军驻在晋西北各县的部队。该书指出，偏关县此时驻扎的骑二军（军长何柱国）军纪较坏，使得当地民不聊生(mínbùliáoshēng)。尽管该地战动会的工作人员配备较强，但因军队骚扰，工作不易开展。 这尽管亦折射了战时国军的军地关系、军政关系，不过(bùguò)在抽象的军地关系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shì)阎锡山政权无法接受其他势力对(duì)自身权益的侵占，亦即本质上是派系(pàixì)冲突。于是，战动会自然也将随着阎共关系的恶化而走向终结。阎锡山与中共经历了这三四年的合作后，孰胜孰负(fù)，以及一方获利、另一方得不偿失的理由，多少(duōshǎo)也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了。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gèng)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